【编者按】
1958年,为培养研制“两弹一星”的尖端人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运而生,60年来践行“科教报国”的宗旨,敢为人先地改革创新,成为高教界一股“不跟风不盲从”的清流。本报特设专栏解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0年来独特的轨迹与理念。
红专并进一甲子,科教报国六十年。
自1958年创建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勇于超越,从为“两弹一星”而生,到筹建同步辐射加速器,再到发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科大人将科技创新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不断向世界科学前沿探索。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科大时指出:“中国科技大学作为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大学,这些年抓科技创新动作快、力度大、成效明显,值得肯定。”
首创少年班、成立全国首个研究生院、创造“千生一院士”的佳话……60年来,虽历经波折,但无论科研还是教学,中国科大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科大现象”背后的一流密码到底是什么?
红色基因 爱国奉献
“我是搞外交的,你们搞科学,是我的后台。但我的后台还不够硬,跟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人家不把我当回事,人穷气短嘛!如果我们有了原子弹、卫星,那可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们为国家造出了这些东西,我就不怕他们了!”
这是1964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中国科大演讲时发表的著名的“后台论”。当年在玉泉路听过这段话的年轻人无一不热血沸腾、深受震撼。
创办中国科大的目的是为研制“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起“科教报国”的历史使命,科大毕业生普遍将报国奉献作为终生追求。
建校伊始,郭沫若校长为学校题词“勤奋学习,红专并进”,这一价值观传承至今:培养尖端人才、搞好科研业务是科教报国的根本。
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郭永怀飞机失事时同警卫员紧紧拥抱,怀中的绝密文件完好无损。建校初期,在中科院“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之下,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赵九章、赵忠尧……这些闪亮的大师走上讲台,不仅仅传授知识,也成为科大人耳濡目染的典范。
除了“千生一院士”,鲜为人知的是,建校60年来,中国科大还产生了30多位科技将军和一大批国防科技中坚力量,无论在茫茫戈壁,还是西北大漠,都活跃着科大学子的身影。
中国科大毕业生的出国深造率高,学成归国率也高。当年,钱临照在写给出国师生的书信中盖上“月是故乡明”的印章。如今,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00名毕业生归国工作,“青年千人计划”启动至今,中国科大校友占比超过10%。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大教授赵政国回国时遭遇美国房地产低潮期,卖房要亏近10万美元,太太犹豫之际,他一锤定音:难道还想回来吗?卖!“回国是一种乡土情结。但我不认为没回来的就不爱国,很多海外校友对祖国的贡献也很大。”赵政国说。
精英教育 爱生如子
“千生一院士、七百硕博士”——中国科大的毕业生中有73位两院院士,其中53位是本科毕业生,约1000名本科生中能产生1名两院院士;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率在75%左右,每年约三成学生获得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其中赴全球排名前二十的一流高校占比约20%。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赵忠贤、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得主相里斌、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庄晓威、哈佛大学“史上最年轻”华人正教授尹希……这些都是中国科大的毕业生。
一所大学,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如此高的学生培养质量,中国科大是如何做到的?
在科大人看来,秘诀有二。首先,尊重科学规律。
中国科大甫一建校,就定位为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宽口径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因此对数理化基础要求十分严格。中国科大物理、数学等基础课程,20个学时对应一个学分,比一般学校多出4个学时。
基础课功底扎实被认为是中国科大能培养出众多科学家的根本。第二任校长严济慈曾有一个著名观点:科大要把学生教成一把锋利的刀子,科研领域见什么就能解决什么。
其次,尊重教育规律,爱生如子,因材施教。
一方面,中国科大采用精英培养的教育模式,坚持本科生规模适度。在“所系结合”的基础上,陆续开办了14个科技英才班,“拔尖”培养优秀人才。
另一方面,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实行百分百自主选择专业。即使是申请转专业未被接收的学生,仍可由学业指导专家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修读完课程、达到要求后,申请该专业学位并获得毕业证书,不受原学籍限制。
同时,采取分层教学,保证所有学生能够跟上,学业指导中心可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专家指导,做到分类培养。
“‘梯度’是自然界的原始驱动力。”中国科大教务处处长周丛照教授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们尊重梯度,所有学生都能获得相应发展空间。”
民主办学 敢为人先
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校领导对中国科大化学院教授、“长江青年学者”吴长征给予了很大肯定,吴长征淡然处之,笑言“经不起捧杀”。
在中国科大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科大有三样东西,如果你一样都没学会,那就白来了,它们是:扎实的理工科知识、艰苦朴素的奋斗精神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学风。
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下,从科大诞生之日起,就处处体现出尊重学术办学氛围,并得到制度保障。这一精髓延续至今,校务活动公开透明。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中国科大培养了一代代富有创新精神的老师和学生。也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诸多第一。
2001年10月,中国科大作出大胆举措——打通学科和院系间的界线,横跨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学和信息科学五大一级学科,组建了现在的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此后高水平成果频出,其效果正如中科院院士侯建国所言,“物理组合”产生了“化学反应”。
说到中国科大的改革创新,不得不提少年班,其影响绝不仅仅是优秀生源。依据少年班模式,中国科大1985年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后来又向全校本科生推广。学校自主招生、自主选择专业、学分制等敢为人先的措施都起源于少年班的教学实践。
教学改革对学生是自由,对老师和学院则是“用脚投票”的压力。刚刚带领15名大一本科生从西北考察而归的地空学院教授耿雷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学生们此行见识了沙漠、黄土、丹霞地貌,甚至是常人无法接触到的冰川。“我们的学生都是宝贝,学院里各种资源倾斜,老师们绞尽脑汁,就是为了让他们爱上地学。”
人才会聚 后浪强劲
在刚刚公布的2018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人名单中,毕业或任教于中国科大的“80后”占比很高。据统计,中国科大目前拥有各类高层次人才 422人,占教师总数的1/3;“青年千人”“国家优青”“青年拔尖”“青年长江”这“四青”人才不重复统计217人,在高层次人才中占比超过半数,引进入选数名列全国高校前列。
地处中部城市合肥,却能吸引一大批高端人才,学校成为科研人员安放下一张书桌的乐土。原因何在?
“科研人员更看重人才集聚之后的灵感和火花。”中国科大人力资源部部长褚家如说。
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很早就开始了人才布局:从中国科大起步,他将学生派往世界各地。2008年,潘建伟带领德国团队整体回归,其他年轻人也陆续回国,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团队。团队中,潘建伟、陈宇翱、陆朝阳师生3人先后获得欧洲物理学会颁发的“菲涅尔奖”,传为佳话。
为了解决引进人才的后顾之忧,中国科大除了提供生活上的便利,还有多种形式灵活的青年教师培育基金,以保证每个年轻人都有机会拿到启动资金,快速进入角色。学校还斥资数亿元建设公共实验教学中心,购置一批急需、通用的大中型仪器设备,面向全校师生开放。
此外,中国科大也十分重视“土著”青年教师培养。2009年启动至今,“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计划”已累计派出345人。据记者了解,批准他们出去的唯一条件,是所找的实验室和导师必须是国际一流水平。
中国科大的考核方式也颇为独特。取代定量考核的是一个学术交流会,以学术报告的形式总结3~5年的阶段性工作。“通过学术交流会可以了解别人的工作,相互激励,摆正自己的位置,也能找到潜在的合作伙伴,很受大家欢迎。”中国科大“百人计划”教授吴涛说。
科教报国 成果显著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与“京沪干线”广域量子通信骨干网络工程、光量子计算机、铁基高温超导材料、单分子科学、暗物质粒子探测……近年来,中国科大在多个前沿科技领域成果迭出,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潘建伟团队取得诸多突破,荣登《物理世界》公布的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十大突破榜首并荣获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潘建伟说:“中国科大很早就重视量子信息研究,有学校的支持,我们才能深入做下去。”
陈仙辉1992 年博士毕业留校建立实验室,此后便开启了寻找新一类高温超导体的征途。20年后的2013年,连续空缺3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由赵忠贤、陈仙辉等人获得。“坚持原始创新是科研人员的生命。”陈仙辉在这一问题上毫不妥协。
从攻克“两弹一星”、筹建同步辐射加速器到研究铁基超导、光量子计算机……科大人尤其喜欢在科研前沿和“无人区”探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坚持学科交叉,不断产出原始创新成果。
目前,中国科大主导完成的成果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1次,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17次,《科学》《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科学进展各1次,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6次,入选次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一。
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3月,中国科大有13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SCI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连续7年保持全国高校第一。同时,中国科大还是最早依托大学建设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的高校,已经拥有1个国家研究中心、1个国家级实验室、4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7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和18个中科院重点科研机构。
顶天立地 服务地方
1969年,中国科大南迁,一穷二白地在合肥异地重生。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科大成了这座城市的“创新名片”。
近年来,中国科大既“顶天”又“立地”,除了围绕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产出高水平成果,还积极服务安徽省、合肥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先后孵化培育高新企业100多家,科大讯飞、科大智能、国盾量子通信等已成为知名的龙头企业。
2012 年,中国科大与安徽省、中国科学院、合肥市共建合肥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研院),支撑合肥高科技产业发展。
“科大的技术偏基础,希望通过先研院把这些技术推向市场。”中国科大科研部副部长、先研院副院长李俊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的合作形式以联合实验室为主。
该模式一经推出就颇受地方企业青睐,为确保研发质量,先研院对合作者设置了每年300万元研发投入的门槛,但来访者仍然络绎不绝。
截至目前,先研院引进各类创新创业人才552人,累计授权专利52项,获第45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1 项、银奖1 项,先后建设联合实验室49家,工程应用中心10家,孵化创新型企业206家。
先研院还同芜湖市繁昌县探索了“繁昌模式”——同地方政府合作,针对当地产业园中小企业研发能力弱的共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反响热烈。据介绍,“繁昌模式”将向省外推广。
安徽之外,中国科大也不断加强校地合作,如与上海浦东新区共同推动以量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战略性高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发展。
2017年12月底,中国科大正式成立生命科学与医学部,探索和推进“理工医交叉融合、医教研协同创新,生命科学与医学一体化发展”的“科大新医学”建设,未来将造福百姓、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据悉,随着安徽省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和合肥市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国科大将搭建更大的科技成果转移网络,辐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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