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孩子谁来带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生育意愿。2016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城市进行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在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中，有六成是由于孩子无人照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幼有所育”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当前0—3岁儿童托育服务的症结在哪里？有哪些破题思路？应该建立怎样的托育服务体系？

什么造成了无托可入的现状

下午5点多，刚下班的辛莉来到位于北京北四环外的一家社区日托班接回了自己26个月大的女儿。辛莉家是典型的双职工家庭，自己的母亲在把孩子带到1岁多时生病回了老家，带孩子的重任一下子落到夫妻俩身上。“去年我面试了几个育儿嫂，还是感觉不太放心，价格也贵，刚好打听到这儿新开了一家托儿所，离家不远，就来看了看。”辛莉说。

这是一家日托机构，开在一楼，三居室被分为主活动区、阅读区、婴儿活动区、卧室、游戏室等。辛莉最关心的是师资，“几个年轻老师都有幼师证，还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育儿嫂。还可以看视频监控。缺点是没有院子，没有户外活动的空间。”辛莉购买了5天日托，看孩子是否适应。“孩子正是认人的时候，刚开始非常难，她哭我也偷偷哭，但没办法。”

辛莉的情况是很多职场妈妈的真实写照。家中隔代老人由于年纪大、身体差，带孩子往往有心无力，而且在育儿观念上与年轻父母有不少冲突；保姆、月嫂素质参差不齐，找到称心的保姆难上加难，而动辄七八千的工资，也让相当一部分家庭难以承受。

送去托育机构成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供父母选择的托育机构非常少。根据国家卫计委针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进行的调查，我国近80%的0—3岁婴幼儿主要由祖辈负责看护，托育服务严重短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与发达国家50%的入托率相去甚远。近八成受访家长期望孩子能上公办的托育机构。

二孩政策落地，公共托育服务的短缺愈加暴露出来。一方面，公办托育机构数量不足。随着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深入，企业逐渐剥离其社会职能，作为单位福利的托儿所被裁减，农村、街道托儿所也不复存在。计划生育带来的生源不足加速了这一过程。

另一方面，社会托育机构缺乏监管。目前托育机构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也没有具体的申办标准。申办托育机构参考的是幼儿园建设标准，手续烦琐。与发展较为成熟的早教产业相比，主营托育服务的机构并不多。提供托育服务的早教公司和托育机构，大多仅持有“教育咨询”的工商营业执照，打的是政策擦边球。更不用说那些开在社区、靠口耳相传的家庭式托育机构，其场地、消防安全等大多不达标，师资参差不齐，随时可能关停。

当前各地有哪些尝试

事实上，为满足0—3岁婴幼儿养护的需求，不少地区开始了有益探索。

“小蘑菇，大蘑菇，变变变，变成了一只河狸，它的名字叫河狸。”周一上午10点，北京手帕口南街社区的社区儿童中心，二十几个孩子和家长围坐在一起，来自附近幼儿园的老师正拿着绘本带孩子们认识小动物。

北京市社区儿童中心由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牵头成立，目前共11家，它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依托社区，向0—3岁婴幼儿及其父母提供亲子课程、绘本借阅、孕期备课、看护人培训等，每堂课最高收费30元。项目运营不到一年，其微信课程预约平台上的注册人数超过了4000名。

“我们的课程一上线就被‘秒没’。”北京市广渠门外街道办主任张振琴介绍说，由于每堂课最多只能容纳16个孩子，课程一放出来就被“哄抢一空”。该社区儿童中心每周四、五、六上课，由第三方机构提供课程，社区辖区内的一所幼儿园负责提供师资。其活动区域和绘本则向所有婴幼儿开放。

从提供服务的模式来看，大多数地区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方式。同样是依托社区，上海市在去年年初启动了社区幼儿托管点项目，由上海市妇联牵头，市教委、市卫计委、市民政局共同承担。上海市社区托管点为公建民营，政府提供场地，专业组织负责日常运营。

前不久，上海市还出台了《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及配套的托育机构的设置、管理政策，探索构建“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托育服务体系，回应了群众的强烈呼声。

山东潍坊羊口镇于两年前启动了两处早教中心，提供亲子早教、幼儿托管、家长课堂、母婴咨询等服务，可为两岁半的幼儿提供唱歌、美术、音乐游戏、生活健康、感统训练等课程，并与医院、计生等部门合作，为家长提供育儿指导。

南京市于2013年、2014年分别出台了针对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机构和保育机构的设置管理办法，明确了早教机构、保育机构的主管单位为人口计生部门，厘清了民政、工商、卫生、食药监等部门的工作职责。

2017年年初，南京市出台《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工作提升行动计划(2017—2020年)》，提出要用4年时间，探索建立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管理模式，完善家庭、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服务网络。

托育症结如何解

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明确托育机构的主管部门，制定行业标准，规范各方权责，让一切有章可循，已成为研究者和从业者的共识。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表示，我国托育服务的供给长期处于“部门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失职、家负全责”的失衡状态，由于涉及面太多，当务之急是要确定主管部门，才能使政策法规和行业规范得以建立。

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卫计委副主任、中国计生协常务副会长王培安透露，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教育部、民政部等相关部门正在加紧调研，将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我国0—3岁婴幼儿发展规划、行业标准及推动和支持婴幼儿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预计年内能够出台。

“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政府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应该承办一部分公立托育服务机构，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同时也要引导社会、企业、家庭等多样化的托育服务协同发展。”杨菊华说。

四川省妇联主席吴旭认为，完善的幼儿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应该是多元化的，可以采取多种模式。比如，规范现有的市场化托育服务机构；鼓励幼儿园和早教中心的招生向3岁以下延伸；建立社区幼儿托育点，提供平价、便利的保育、教育、托育等服务；购买服务引入专业机构来承接项目，开展小规模、喘息式的婴幼儿照看服务。

由于0—3岁婴幼儿的出行特点，社区成为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较为理想的单元。“现在想要回到过去单位办托儿所的时代已经做不到了。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做到？因为单位就在你家旁边。现在来看，便捷、就近、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托育服务，应该是主要的发力方向。”杨菊华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从国际视角分析说，进入21世纪，许多西方国家托育机构出现了类型多样化、职能专业化的特点，如出现“残疾儿童中心”，同时逐渐发展出“家庭式托育”的形态，通过制定各项法律、服务政策，支持婴幼儿在家庭中获得全面照顾。这些对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托育需求提供了一条更广阔的思路。

科学托育需要专业化的队伍，而在0—3岁阶段，师资是短板中的短板。当前0—3岁师资培养分为学校教育和职后培训两种。2011年，早期教育专业才第一次出现在高职高专系列专业目录中，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在本科层次，早期教育一般为学前教育的下设方向，未独立形成专业。培养规模本身不足，而由于待遇地位低，进入本行业的人才数量少之又少。从职后培训看，育婴师、早期教育指导证等认可度低，含金量不高。

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也在招募和培养专业化的队伍，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严进认为，对老师的要求应该是综合性的，“他应具备必要的教育理论知识，还应具备儿童营养健康、儿童心理等跨学科的知识，随着儿童成长，需要了解儿童发展的窗口期，有一定的实操能力。而且很多时候老师需要教看护人怎么养育孩子。”

杨菊华认为，一方面应给予早教老师应有的待遇地位，另一方面应广泛吸收志愿者、家长的力量，共同努力提高托育机构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