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学科有多种界定，但是提炼起来，无非是高端人才会聚之所，重大人文和科技成果诞生之处，稳定而广泛的同行认同。三者相互关联，三位一体，方成“一流”。有人才会聚，但出不了思想，成果没有原创，不能称之为“一流”。有原创思想和学术成果，但是学术环境恶化、高端人才四散，学科“一流”也不会持续多久。同理，同行之所以认同，是因为学科发展上能发挥领导性作用。同行认同，是学术评价的重要概念。提及物理学，大家都会认同剑桥和普林斯顿；提及经济学，哈佛和芝加哥一定是共同认同的对象。

建设一流学科，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就手段而言，一流学科是大学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首先，一流学科是通向一流大学的敲门砖，没有一流学科，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其次，一流学科是大学核心竞争力建设的抓手，有了一流学科，就等于具备了同行很想模仿也模仿不了的核心能力。再其次，一流学科是大学参与社会资本平等交换的名片。有了这张名片，社会资源或资本就会主动找上门来。

一流学科的发展演变，尽管也有特殊性，但是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来看，有几条经验值得关注：（1）学派模式。所谓学派模式，指的是以学校命名某一学科的做法，比如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在学术界，能够以大学命名学派的做法是“学科至尊”的体现，能够自成一派的毕竟少数，但能成为一流学科至少有自己的学科思想体系构建。例如外交学研究我们都会提及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因为它们常被看作是外交思想的策源地。拥有学派，活着拥有独特学术思想体系的，方可成为一流。（2）重点实验室模式。英美等国常常把国家政府最重要的实验室建在大学之中，比如剑桥的卡文迪许、伯克利的劳伦斯和麻省理工的林肯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有很多大学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不仅有政府的强力投入，而且会聚了大量的拔尖创新人才。很多大学与实验室存在着“一荣共荣”的关系，换言之，有了实验室，相关学科达成一流水平的路就不那么艰难了。（3）集群模式。人才成长与自然界生物生长并无二致。人才集聚的模式有两类，一种是“独苗冲顶”式的擎天柱型，这类学科往往有一位地位显赫的学者挂帅，然后一切围绕着他去发展。另一种是“翠竹集群”，竹子要生长，要阳光雨露，因此拼命向上是每一根竹子的发展使命。当竹子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各自的相互竞争趋于缓和，集群优势立马显现出来。“独苗冲顶”风险较大，而“翠竹集群”则符合竞争规则，一竹虽倒，大局不会有根本变化。例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学科，三十多位讲座教授形成学者集群，短时间内不会因为个别教授的跳槽而受损，也不会被其他对手轻易超越。相反，如果只有一两位学科领军人才，风险就会大得多。（4）高端拔尖人才流程计划。拔尖人才流程指的是学者在走向顶尖学者的过程中存在着一条或明或暗的上行通道，这一点很少为我们所关注。以经济学为例，如果要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般都有这样的流程：很年轻的时候，拿到本学院的讲座教授；讲座教授的进一步阶梯是荣获以克拉克奖或全美经济学会会长为主的同等奖项；最后的台阶是冲顶诺奖。通道有了，学者的目标就清晰了。有没有上升通道，是决定这个学科能否一流的关键。（5）弯道超车模式。弯道超车，指的是一些学校集中优势资源打造少数学科，在较短时期内让本校的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典型代表有英国的华威大学和中国的香港科技大学。当然，摆在这些院校面前的主要问题是超车了以后，要防止被同行再次超越的问题。因此，建设一流学科永远是动态的。

学科调整的基本规律是稳定性和动态性。没有稳定性，就不可能发展一流学科。然而学科发展的动态性要求学科必须根据知识逻辑、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适时加以调整。学科调整从知识的逻辑来看，是要看你离学科发展的前沿有多远，离学科前沿越远，产生新知识的可能性越小，离学科前沿越近，产生新知识的概率越大。就市场逻辑而言，社会需要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很多后起之秀的学科都是主动迎接社会需求和挑战而发展起来的。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是这一类型的典型。就教育逻辑来看，学科在一所大学发展中是受到大学发展理念和战略目标制约的。符合大学发展理念和目标的学科，将会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和相当资源的配置，如果不符合，那么命运就会有很大不同。即便在斯坦福大学，也容不得建筑学的生存，即便在普林斯顿大学，医学也进不了优先发展的学科行列。

至于如何做到学科调整的科学化，很难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学科发展的路途上，我们既不知道学科发展的未来，也不懂同行或对手战略上的出其不意。那种以为学科发展是一个现实既定的产物，显然是简单化了。规范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因为哲学上讲，规范总不能绕开是谁的规范的问题。规范调整，本质上是要在三大逻辑的统筹下解决问题，它们的基本因素是知识生产的逻辑和学术自由的逻辑。有了这两大逻辑，其他问题都好规范了。知识生产的逻辑是方向，学术自由的逻辑可以解释为人才的尊重和探索的自由。学科调整是大学的洞察力的体现，也是衡量大学洞察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