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一部十集大型纪录片，导演为邓康延，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纪录片讲述了陈寅恪、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马相伯、胡适、蔡元培十位先生的生平事迹。
今天，大家在追忆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在追忆那段光辉的历史，追忆那个时期的“先生”。当然，不仅仅是西南联大的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生”是人们对教育工作者的一种尊称。现如今，当谈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早期发展时，有几位先生对其所做的贡献往往是我们无法绕过的。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一词大气又不失亲切，但在现代汉语中，用“先生”来称呼老师的用法在我们文化语境中已渐渐消失。纪录片《先生》拍摄的初衷，即为“拍摄一部回溯民国先生的十集纪录片，以共鸣隔代不相逢的后生们”。怎样的师者可尊称为“先生”？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陈寅恪……影片中，这一个个对中国现代大学影响深远的名字及人物背后的精神，为“先生”一词作了最好的注脚。
蔡元培：兼容并包 积极探索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当时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民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但校内衙门作风未改：学生上课带着仆人，老师思想保守，校园面貌陈旧混乱。而蔡元培的到来，让北京大学焕然一新。
刚到学校，蔡元培的表现就与众不同。当时，师生们都到校门口迎接新校长，校役们像以往一样，恭恭敬敬地列队行礼。而蔡元培则“脱下礼帽，向校役鞠躬回礼”。蔡元培的举动向北大人宣告，他不是去做官的，而是去做实事、办教育的。
蔡元培甫一上任，即致力于为北大招贤纳才。蔡元培的选才标准非常具有革命性，他不看文凭、资历，也不论学术风格或政治立场，唯一的标准就是要有真才实学。在这样的原则下，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教授团队里，既有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又有推崇传统文化的辜鸿铭，既有连大学文凭也未曾获取，仅靠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就获得教授讲席的小年轻梁漱溟，又有胡适、钱玄同等一批海归学者。蔡元培的眼光、雄心和胸怀让北大一时群星荟萃。即使在今天看来，蔡元培的选人标准也非常具有先锋实验性，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大学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机变性。这让笔者想起最近沸沸扬扬的一条新闻——浙江大学规定，如果学术文章在《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的“微信公众号”发文阅读量达到10万+，即可定为在一级学术期刊刊发。（央广网，2017-09-18）虽然目前各方对这一新规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意见不一，但是它迈出了国内高校灵活调整学术评价体系的第一步，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也延续到了学生培养方面。当时的北大，两位老师可能同时上课，学生们会听到不同的观点，蔡元培希望学生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同时，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或许会因为学术意见不一致而对立、争论，但是都能和谐共存于北大校园。今天我们在大学里提倡跨学科教育和学术自由，而90年前，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其实已颇得精髓了。
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这十余年，被视为北京大学校史上的一段辉煌期。直到今天，蔡元培仍被北大人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注
蔡元培并未参与西南联大任何建设。
梅贻琦：无为而治 力挽狂澜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不喜说话，人称之为“寡言君子”。他担任校长期间，提倡“教授治校”。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体制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梅贻琦上台后，不惜削减自己的校长权益，全力加以扶持。当时清华校内设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教授会由全体教授组成，评议会相当于教授会常务委员会，是学校的要务决策机构，二者相互制衡。校务会议是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机构。梅贻琦执掌清华的实践过程中，从制度建设和完善上赋予了“教授治校”真正的地位，使“教授治校”成为教师心目中一项不可侵犯的原则。“教授治校”在清华园内营造出了一种民主自由的氛围，人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事务发言；另一方面，校领导班子中没有了外行滥竽充数，校务始终井井有条。而作为校长，梅贻琦则不爱对校务指手画脚，通常的态度是“吾从众”。他曾有一句名言，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梅贻琦的治校理念，颇有上古时期无为而治的意蕴。
但关键时候，寡言的梅贻琦又不失一位校长的担当。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的第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师生几经辗转，逃到了云南昆明。在这里，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大。这一时期的梅贻琦虽然保持了一贯寡言温和的风格，但在处理大事时显得异常果断。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清华就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他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缩，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在梅贻琦的带领下，西南联大成就了战火中弦歌不辍的教育奇迹，至今为世人所乐道。
陈寅恪：学贯东西 行为世范

1926年，一个既没有文凭又不出名的学者到了清华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但很快，清华的师生们就惊叹于他的博学。课堂上，他的讲课风格不拘一格，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连葡萄酒原产何地、流往何处这样的冷僻知识都能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授课时，连教授都会前来听课，于是有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他就是国学、史学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出身世家，其祖父为洋务运动代表人物陈宝箴，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陈寅恪本人曾在海外游学13年，足迹遍及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东西方文化都在陈寅恪身上刻下了深刻的烙印。陈寅恪每次在清华上课，能够听懂的人不多，但只要是从陈寅恪师门下走出来的弟子，后来都成为了大家。作为教授，陈寅恪深厚的学术素养是其最大的优势，他的知识储备化作养分不断地滋养着身边的学生。
作为文史教授，陈寅恪对学生有一个特别的要求，那就是数学一定要好，他认为数学所训练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于史学研究同样重要。陈寅恪做学问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也一定要精确推导。这和我们一般观点大相径庭。的确，理科知识对于文科学生来说不是必修课，但是其训练的思维方式却是不可缺少，反之亦然。这或许就是通识教育的意义所在吧。
而后的岁月，陈寅恪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父亲绝食而死，自己两目先后失明，在南迁流亡途中，珍视如命的研究书籍丢失。面对人生中接连不断的打击，陈寅恪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在昆明时，物质极度匮乏，陈寅恪一家住在茅屋中，他日常研究和写作都是趴在木箱上完成。双目完全失明后，他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授课、研究。晚年，陈寅恪花了10年的时间，艰难地完成了著作《柳如是别传》，这本书煌煌85万言，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陈寅恪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艰辛，但是他对学术的执着和追求始终如一，堪为天下读书人的表率。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句话点出了为人师者最本质的两点要求。陈寅恪成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先生，归根结底，一靠学识，二靠精神品质，二者皆做到极致，如此而已。
昔日，在波澜壮阔、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先生们的学识和精神犹如灯塔，照亮一方河山；如今，先生们的背影已日行渐远，而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仍然任重道远。事业未竟、前路漫漫，高教行业呼唤新时代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