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东部省份高考(精品课)“协作支持”中西部的事（如果要讳谈“减招”的话），似乎变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地域炮——被“减招”3.8万人的江苏在抱怨；被“减招”4万人的湖北更在抱怨；上海也在抱怨；河南在诉说“一亿多人，才有一个211啊”；哪怕作为名额转入地的甘肃等省份，也表示“不愿意背这个黑锅”……

似乎人人认为自己吃亏，人人都在拿“教育公平”说事，却表达着南辕北辙的诉求。这是一个“分粥人困局”，当人们对于分粥的公平性存疑时，都会觉得自己分少了。

那么全国高考招生的名额的“粥”该怎么分？是不是一些人指望的“全国统一试卷”或者“全国统一招生”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哪怕全国统一试卷了，还得分省录取。因为我们得承认各省再教育水平、考试能力上的高低之分。

其实，不必自我设限于“全国统一试卷”，因为这等于把高考视为一个“静态模型”，但高考招生是一个动态过程：“输出”的结果直接会反馈给“输入”端的供给。如果都真要在输出端“公平吃大锅饭”， 势必影响到地方政府对于高等教育投入的积极性，“静态公平”的结果就是共同贫穷，就是公地悲剧。

近年来，中央层面屡屡从善如流，以“教育公平”之名调整地方高考名额的背后，却是中国近的九成高校属于地方的。1990年代，中央开始向省级政府转嫁高等教育负担。1994 年到2001 年间，中央部委属高校的总经费年均增长16.86%，中央属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由84.80%下降至57.65%。

同时，中央与地方还对985、211等部属高校实施“省部共建”。地方投入的越多，当地得到的招生名额也就越多，形成了名校的“地方化”。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27%，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占40%，武汉大学在湖北的占50%……

部属大学招生的“地方化”，引发民意强烈反弹。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要求各部属高校逐渐减少当地的招生比例，“水多了，放面；面多了，放水”，一脚刹车，一脚油门。

教育公平背后，还是一个地方财政投入分享的问题。在承认城乡二元、地区差异不公平的大前提下，也要承认不同地方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不同。既然是“分灶烧饭”，全国“统一就餐”就是无法实现的事。

所以，教育公平不仅是公民个体的公平，也是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的分配公平。国立大学就应该体现“国字号”，在全国范围内，按学校招录标准尽可能平均招生，不能占地方财政的便宜；地方院校就应该理直气壮地体现“在地性”，服务于当地。以美国来说，州立大学就是倾向于本州，甚至向外州学生征收翻倍学费的。

那么，有人可能认为“分灶烧饭”会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中西部落后地区就不管了吗？不对！作为统一的国家，发达地区是欠发达地区有帮助责任的，但“亲兄弟，明算账”，还是得回归“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的分配公平”的治理架构中。东部该对口支援的，要对口支援；该向中央交钱，实施对西部转移支付的，要转移支付；但这个责任应该是明确、可以预期的。就像当年东西德统一时，西德为了帮助东德建设，西德公民是要在工资里扣“统一税”的。同理，“分灶烧饭”之外的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也应该是明确的，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任由中央行政部门裁割。

第二，按“分灶烧饭”的思路，地方政府只能管理“二流”的地方大学，怎么办？

其实，地方大学不是注定要比部属大学差，而是因为中央通过行政管制不让地方大学的水平超过部属大学！1990年代初，上海大学作为地方院校，得到了上海的大力支持，当时就用重金挖走了华东师范大学等名校的教授，当时的国家教委立即发文件禁止了这种“挖人”行为。所以，改革的另一个发力点，应该取消对于地方大学、民营大学的种种行政限制，天高任鸟飞，有能力的地方大学、民营大学就应该发展成名校。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正义；地域平衡，扶持后进，也是一种正义；“分灶烧饭”，就不能全国“统一就餐”，同样是一种正义。前两者，之前很多人都谈过了，但对于直接关涉高教地方投入的“分灶烧饭的正义”谈得并不多。

这次自认为竞争激烈的江苏、湖北，仍不免遭到“减招划转名额”。这说明“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分配公平不啻一个潘朵拉魔盒。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教育承载着国家的未来、人民的期盼。高考招生要做到公平，当然也应理顺各省的权责利：哪些是本份，哪些是友情，不能弄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