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细心的人已经发现，孩子的书包已经演进了的数回。比如，从最早的斜肩式挎包，到后来的双肩式背包，再到现在推拉式的“行李箱”，可以说，几乎完成的是一次次“微革命”。而这些“微革命”的背后，折射的却是孩子稚嫩的肩膀在面对日益加剧的课业负担时的尴尬和乏力。

 

　　课业负担，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教育的症结之一，尤其颇带讽刺的是，在“减负”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的教育生态中，其非但未被有效遏制，甚至还“逆市大涨”，多少就有点叫人看不懂了。很多中小学生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各门功课的课业压力，毕业班的同学，甚至需要挑灯夜战或闻鸡起舞才勉强跟上班级的教学节奏和任务要求。如此高负荷却又低效率的课业负担，催逼着学生放下自己的所有爱好、兴趣和特长，让他们在一条看似没有尽头也没有希望的道路上消蚀着自己的生命和未来。

 

　　课业负担为什么减不下来？仔细分析，各种原因比较复杂，远不像有人主张的将板子仅打在学校身上那样简单。比如，从教育行政部门的角度来说，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表里之分、主次之序，已经成为某种一线教育的趋势。事实上许多政府官员早已经将教育当着产业来干了，不加大对学校的管控何以拉动房地产业，何以拉动GDP，何以彰显政绩？这一来，谁还会去考虑教育法规什么的，甚而至于会拍着胸脯对教育部门和学校说：理直气壮地抓升学率，出了问题我们担着。原本偷偷摸摸加地大课业负担，也就转而光明正大地无节制的压榨和透支学生的体力和精力消费了。

 

　　而作为基层学校的当家人——校长，有时候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加重课业负担的推手之一。长久以来的政绩观，以及教育的GDP观、唯结果论英雄等，都深深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在惯性思维下对教育教学趋于保守和固步自封。他们更情愿将学生一天到晚地困在课桌上做没有尽头的功课，以减轻自己对教育在新时代变革中的担心和忧虑；他们更相信对时间的持久投入、对精力的无限拉伸下的心理满足感，而对学生随着身心发展、时代进步、技术跃迁下的新需求、新兴趣、新思想表现得毫不关心。当有关部门要求强化教师出勤管理的时候，考勤机、签到、查岗、出勤通报等工具和举措就大行其道了；当要求加强教师备课情况督查的时候，手写备课笔记、一周一查一评的备课笔记检查制度也就普遍推开了；当要求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了，推门听课、问卷调查、诫勉谈话、离岗进修、一票否决等等也就成了老师们担惊受怕的家常便饭了……

 

　　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行政部门的失误在于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和绩效主义的官僚作风，那么校长则主要是价值观上的问题。他们非常清楚一线教学的实际症结，也懂得教育的歧途和误区将对孩子一生的致命影响，但他们不愿意改变当前的利益格局，而是沉浸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惰性思维中，用足手中的权力，让孩子以尽可能统一的模式接受灌输、诵记、默写、操练，以提升中高考的业绩。

 

　　回过头来说，教师也是沉重的课业负担的重要推手。他们不但受制于头上的“职称”“工资”等紧箍咒的约束，更在学校激烈的排名评先中，从当初纯真的教育理想中彻底转型为学校、教育行政机关和中高考指挥棒的“制度人”，即他们按照整个教育工业的设计，通过竞逐分数、等级、排名来保证和拓展自己在制度环境中的生存空间。学生的课业负担之所以不断的加重，实际上正是这种竞逐愈演愈烈的结果。教师不蠢啊，坐班就坐班，手写就手写，能应付检查就行。至于考试成绩呢？不用担心，“应付考试最好的办法就是考试”，于是加大作业量、提高考试频率就成了他们的杀手锏，更何况作业、试题都有现成的资料，无非就是耗点时间，胳膊拧不过大腿，但不费心思啊。

 

　　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唯“高大全”的恶意竟逐却不是教师个人有能力升级或停止的，其不过是一定教育气候演化下的某种表征。教师群体，本身也或多或少有些悲催的被裹挟其中，成为仅次于学生的牺牲者和受害人。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或者说就是家长推波助澜的主要力量。作为孩子监护人的家长，他们对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伦理观、实践观往往比专业的教育人事更具影响力。一家一个就一个孩子啊，谁也输不起！尤其是在今日社会普遍浮躁、功利、短浅、聒噪的背景下，家长对学校的全部评价被单维到了仅看升学率的夸张程度。他们很多人将学校当做“技校”看待，也是很愿意看到孩子深陷在作业的泥沼中的，并冠之以“勤勉”“坚韧”“自觉”等道德标杆。于是乎，学校也就顺势将沉重的课业压力进行到底。

 

　　当然，教育官员也好，校长也好，教师也好，家长也罢，他们本身作为“人”，都有可能被感化、被触动、被影响，然后通过层级的晕染和传递，给教育改善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可能。但解决孩子们沉重的课业负担的真正难题，还在于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长久以来形成的“场”，并要在其中涤除掉那些连自己都很难察觉的文化惯性、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

 

　　比如，“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就几乎绑架了教育、学校和家长。这种绑架的显著特点就是，话语权不在教师、学生身上，有时候也不在家长身上，而是在社会舆论上。事实就是这样，教师左右不了校长，校长左右不了教育官员，也左右不了家长，更左右不了社会的舆论，而教育官员呢，同样也左右不了社会舆论。

 

　　也就是说，学生、教师、校长与教育官员，其实都是被社会传统和和不合理的教育体制所绑架的对象。政府和教育部门衡量学校，似乎只有升学率和分数，因为升学率和分数以外的东西究竟如何，那可是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以后才能看到的。在这种状况下，教师和校长承受的是一种痛苦：一方面，他们要在素质教育上动脑筋。另一方面，他们又要迁就社会、家长，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或明或暗的考评。不得不一面在营造“艺术”“文化”“氛围”“志趣”、一面对学生磨刀霍霍、对分数孜孜汲汲的二元结构中苦苦挣扎。可以说，表面上光鲜的数字，或者多元并进的“素质”“才艺”“能力”，背后扼杀的恰恰正是学生乃至于教育的生命力，而扼杀的最主要有段，就是以泰山压顶的强势高压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为基础的课业负担。而这种痛苦又不是家长、社会所能理解的。

 

　　如何解决当前的课业负担问题？万千头绪中，可能转变“人”是所有改善的开始。具体说，就是从“观念”入手，让行政官员、校长、教师、家长能够逐步对教育评价、教育职能、教育伦理采用更为开放的视野和更为包容的态度，能使教育从当前的经济附属（比如教育产业化）、社会附属（比如教育目的就是为了找份工作）、政治附属（比如教育中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尴尬地位中解放，使其独立生长、自主发展。尤其是要让教育回到“生命”本身的维度上重新思考，让教育学、心理学真正登上舞台，以“人”作为教育的起点，又以“人”为最终的归宿，如此，芜杂而苛重的课业才可能慢慢降温，教育的理性和使命才可能得到尊重。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在具体的操作性上，不妨以教师为突破口，进而实现“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使整个生态得到改善。比如，从教师的角度开看，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他们才是课堂的灵魂，如果他们不再矻矻地死磕考纲、题纲，不再唯“分”是从，而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为孩子的一生做些铺垫，比如让课堂与生活结合、让课堂与兴趣的联盟、让课堂与爱好融合，可能枯燥的课业负担就不成问题了。这种观念的转变，不只是教学能力和教学技术的提高，更不是野蛮无序的机械训练和无休止的课业挤占，而是要求教师力戒浮躁，静下来阅读，沉下去思考，唯如此，才可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才可能对教育有种俯视的关照感，自己做教育也不会那么累。

 

　　破解课业难题的另一关键，在于跟上相关的保障措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修正和完善当前的教育教学质量考核体系，真正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融合，可能是将来下级单位和学校放手改革的重要前提。具体到考核来讲，额定每门功课的作业量，变“拼数量”为“比质量”，鼓励开放性、自由度更大的作业改革（以免教师只作冬烘先生，学生只作传声筒、书记员），让作业本身回到教育的有机组成中，而不是成为千夫所指的对立面。同时，对作业的形式，可以从传统的“写”作业，发展到“做”作业、“看”作业、“听”作业，乃至于“玩”作业；也可将作业分成“自选动作”、“标准动作”、“创新动作”等几大类。从某种意义上说，上级部门充分的“放权”给教师，可能是解决课业难题的一种保证。

 

　　从学校的角度看，主要的任务则在于营造氛围，强化培训，推动改变，形成一股“天时地利人和”的扭力，让身处其中的教师不自觉的认识到从前的误区。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这不是靠行政命令式的推动，而是春风化雨的润泽和点悟，只要教师自己看到更先进、更合理、更省劲、更具生命力的作业形式，他们自然会发出改革的愿望，原先作业的繁、杂、难、偏等顽疾也自会销声匿迹。

 

　　比如说作业，实际上是课堂的一种延伸和继续。破解课业压力的最后一把钥匙，就是从课堂改革做起。当课堂成为有生命、有活力、有智慧的教育活水，当课堂本身就可以满足“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那对作业的攫夺又怎么可能是教师拼死抢夺“高分”的杀手锏呢？

 

　　谈到课堂改革，最需要解放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师。如今很多地方流行课堂的模式化建构，主张一个地区就必须有个统一的模式。但我们不能忘记，教育教学需有其基本的原则和方法。而既然是原则，是方法，原则的应用，方法的组合，本就应该是灵活性、多样性、综合性的，而不是固定性、单一性的。教师对课堂的理解，理应建立在他对具体的学生、教材、课堂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如此的教学才可能是尊重人的，有生命的，才是个性化的，这样的教学才不是技术活，而是一种令人享受的艺术；这样的教学才可能使每位教师的专长得以充分地展示，使学生的潜能有可能得到开发，让他们的个性有可能得到张扬。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有了这样的观念，所谓的课业负担，所谓的越减越“负”，就自然不成为问题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教师在自己的教学生活中不断地挤掉自己身上的恶习，从自己身上寻找宝藏，挖掘潜力，而不只是鹦鹉学舌，一味的模仿，学生的前途才会有希望。当然，所有这些改善都需要校长的引领，更需要学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参与。所以，面对这样的症结，我们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正如杜威说的教育要“从做中学”那样，孩子的课堂负担必将在这场思考和实践并重的持续改良中得到最完善的化解，他们的生命也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成全和养护。

 

　　但归根结底，寻解沉重的课业负担之道，不管是行政官员也好，校长、教师、家长也罢，其实可为是有限的，如果教育体制不改变，评价机制不改变。减负永远只是一场美好的梦，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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