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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拿什么赢得学生的信任和尊重,当然是在治学理念和学术研究上给学生最完整的承诺。
■刘涛
近日,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争夺所谓的尖子学生,仍然是应试教育的观念作怪,只能靠高分的学生来装饰学校的门面,没有任何的作用。如果我现在依然还是大学校长,我会对状元说“不”,也会淡化高分的学生。(《东方早报》7月7日)
每年高考成绩一公布,媒体、商家、中学、大学便开始对“状元”以及“状元资源”发起猛攻。今年的情节多少有些反常,名校一跃成为故事里的主角。
此前,北大清华四川招生组在微博上发起“骂战”,相互诋毁对方为了抢夺“状元”不择手段。面对名校的抢夺生源大战,教育部迅速做出回应,明确规定高校“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学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显然,教育部所禁止的,恰恰是各大高校在招生宣传中有意兜售的“诱惑条件”。如今,“入学后重新选择专业”成为大部分学校招生宣传的“标配”,待学生入学后转专业时却重重设限。
大学重视优异考生,而且主动走出校门,其诚意和态度的确可贵。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在大学与考生之间,一定存在一个由信任和尊重拉开的公共距离。如果这段公共距离消失了,那就意味着恶性竞争的泛滥以及公共秩序的沦陷,最终伤及的是中国大学的尊严。
大学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抢夺“状元”,到底是对人才的完整尊重,还是依靠“状元”来为学校“撑门面”?从抢夺“状元”大战中互相拆台、恶意攻击的残酷现状来看,大学“需要”状元,而且越多越好。于是,在大学眼里,“状元”更多地意味着一个有待占有的“猎取对象”。透过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画面,真相或许已经很清楚了。用力过猛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表象,根本上还是虚火攻心。
高校的思路非常清楚,得“状元”者得“天下”,而这“天下”就是所谓的地位。或许源于不自信的缘故,也或许因为游戏生态的恶化,名校更多地依靠“状元”数量来捍卫自己的“江湖地位”,这已经是媒体热衷的新闻话题。当高考“状元”进入一种巨大的消费体系,抢夺高考“状元”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真人秀。
名校对高考“状元”的恶性竞争,最终伤及的是高考的录取生态,一定程度上会误导考生对学校和专业的理性选择。据媒体报道,面对北大清华同时抛来的橄榄枝,“家长坐地起价要奖学金”。一个尚没有跨入大学“门槛”的学生,人生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选择不是理想和专业,而是交易和金钱,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当媒体大肆炒作名校的“状元”信息时,一定意义上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状元”似乎只有上了名校,才是有意义的“状元”。要知道,对于某些学科、专业而言,并不是一两所名校全都最强,这无疑会误导甚至绑架高考“状元”的生命理想。
其实,抢夺高考“状元”,暴露出我们时代亟须回应的教育困惑。一方面,大学的人才观念还是没有摆脱“唯分数论”模式。大学似乎一直在批评应试教育,但在行动上却完整地“臣服”在应试教育面前,何等讽刺!另一方面,大学使出浑身解数抢夺“状元”,说白了就是一场“品牌营销”。通过“状元”来为自己“贴金”,这种风气久而久之,不仅会扰乱大学的治学思路,也会限制考生的专业与理想。
大学拿什么赢得学生的信任和尊重,当然是在治学理念和学术研究上给学生最完整的承诺。2015年6月,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5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通过追踪调查1952-2014年中国各省份状元3000多人的就业现状,其结论是“状元成才率低于社会预期”。是时候反思我们的大学教育了,北大清华更应该反思。对于一个良性的育人生态而言,选拔学生固然重要,培养学生则更加重要。如果大学真正关注自己的形象和声誉,那就应该在教书育人上多下功夫,否则我们何以对得起那些在高考独木桥上胜出的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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