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高考已不仅是个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作为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国务院去年9月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次改革，从考试科目、高校招生录取机制上都做出了重大调整，这些改革会给高考、高校和考生带来哪些影响和改变？能否平衡好考试的公平性与科学性？

 

　　淡化高考竞技色彩 素质教育才能见效

 

　　“互联网+”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创新型人才，可是，过早地文理分科，填鸭式的重复练习，只看分数而忽视其他能力的教育，无一不是创新思维的大敌。

 

　　考试，是用来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和科学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如何能通过高考更好地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一直都是高考的改革方向。30多年来，高考在考试内容和招生制度上历经了多次调整。从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来看，考五门、考七门，3+x，3+2，文理分科，文理综合，各地尝试过各种不同的组合，去年的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全科覆盖、文理不分、淡化分数、成绩等级化、英语一年两试等措施。

 

　　不难看出，这些改革对于目前陷入分数死局中的教育来说，正是切实对症的纠偏之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高考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一直未能改变，因为高考竞争的激烈与残酷，每分必争，最后导致教育本末倒置，分数成了目的，教书育人的功能反而变得其次。这也是多年来，素质教育始终无法顺利推行的原因。

 

　　因为分数是作为高考录取的唯一依据，在这一指挥棒下，层层向下传导，要想上好高中要看分数，要上好初中也要看分数，甚至上小学也要面试笔试，老师和家长[微博]都盯着分数，学生成为考试机器，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多次呼吁减负效果也很有限，学校减负家长就课外补习班加码。只有从根本上淡化高考竞技色彩，才可能真正为学生减负，素质教育才可能真正见成效，也才可能培养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

 

　　高考承担着为国家和未来发展培养、选拔人才的重任。“互联网+”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创新型人才，可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的是开阔的眼光、发散的思维、闪光的创意，而过早地文理分科，填鸭式的重复练习，只看分数而忽视其他能力的教育，无一不是创新思维的大敌。这一切都是长久以来在高考指挥棒下形成的，也需要通过发挥高考这根指挥棒的正向作用，引导学校和考生都能在各科上平均用力，让他们能够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同时，让学生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结合自己的兴趣学习，而不是花很多时间重复练习高考后再也用不上的知识，变“自古华山一条路”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当然，也要看到两点，一是中国的高考一直走在科学与公平的平衡木上，不唯分是举的改革设计是为了更科学的选人，可如何兼顾公平，需要更多配套措施。二是改革的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真正见成效并非一朝一夕，只要方向正确，不宜频繁变动，毕竟，高考关系到将近一千万考生，牵涉方方面面，每一次改革变动，都有巨大成本。如果频繁改革，实际上也是在折腾家长、考生、学校。对于改革，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多一点宽容，才能让改革从容前行。 (谭敏)

 

　　让偏才、怪才也能进入大学殿堂

 

　　未来的高校招生，应将高考分数视作一个基础性的参考指标，在某一个分数线之上，让高校“自选动作”来全方位地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

 

　　近年来高考改革声势浩大，每一次变革都引来舆论和民间的巨大关注。在笔者看来，考试方式的改革与招生方式的改革，乃高考改革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但近年来考试方式的改革动作频频，比如全国卷省份扩容、打破文理分科等，招生方式的改革相对而言有所滞后。几十年来，高校招生几乎都没有脱离以高考分数为绝对指标的固有模式。

 

　　当然，这不是说以高考分数划线就不对，只是要看清利弊：利在公平，分够了就上，不够就不上，分数硬指标的暗箱操作空间很小；弊在模式化严重，学生为了考高分而学习，高校也凭借录取分数线划为三六九等，办学特色不突出。

 

　　近年来，招生方式最为明显的改革动作，就是进一步扩大了自主招生的比例。虽然与主流的高考模式相比，自主招生的影响范围还非常有限，但这无疑代表了一种方向：对学生施加更多元化的评判标准，赋予学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在这种改革思路引领下，未来高考才可能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目标。让以往被统一的高考分数线挡在名校门外的偏才、怪才、不走寻常路的创新型人才，得以进入大学殿堂。

 

　　高校招生为什么要朝这个方向前进？无论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世界潮流，还是从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来看，当下我国急需的人才类型，不是万金油式的“螺丝钉”，而是专攻某一领域、善于创新思维的“发动机”。但在以分数为绝对指标的招生理念下，往往各方面平均的学生更易进入好大学，偏重某一学科的学生却很难得到大学的青睐。

 

　　未来的高校招生，应将高考分数视作一个基础性的参考指标，在某一个分数线之上，让高校“自选动作”来全方位地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即便有的学生分数并不拔尖，但创新能力突出有发明创造，或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有实践精神，也应压过那些分数高却没有明显专长的“考试能手”优先录取。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让学生从“唯分数论”的压力中解脱出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特长和志向；二是可以让高校自主决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打破高校同质化。比如有的大学计划向商科发展，就可以多录取一些中学时代就曾有创业、经营尝试的学生；有的大学要以工科为特色，就可以多录取有发明创造、动手能力强的学生。

 

　　当然，高校招生首先是要有公平，其次才是有特色。淡化高考成绩，并不意味着不要公平，而是要从绝对的“分数公平”转为相对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即在赋予了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同时，也严禁高校假借特长之名给一些有背景的学生“开后门”。最近几年自主招生问题频出，也是因为给了高校自由，却没有足够的监督。在今后的招生改革过程，尤其要汲取这一教训，让教育部门、媒体、社会、学校共同对高考招生进行监督。(张涨)

 

　　不妨将高考作弊纳入个人信用体系

 

　　对高考作弊“零容忍”，不仅体现在考场的高科技防弊技术，更体现在严厉的事后追责。

 

　　2015年高考在即，莘莘学子正在加紧备战，另一个“地下战场”，一些“鼹鼠”恐怕也在密锣紧鼓作最后调试……高考之后，“高考作弊”这个鞋子又在哪里落下？考试历史有多长，作弊历史就有多长，高考也不例外。年年高考抓作弊，高考作弊却从未绝迹。考试舞弊，古已有之，外国亦然，是为人性，只不过于今为盛、危害最烈。到了今天，高考作弊已呈现“四化”——高科技化、集团化、职业化、内部化。有人戏称，如今考生作弊技术堪比“007”。

 

 

　　高考作弊从人性、社会、制度、教育、文化等都能找到相应原因，难以备述。从经济角度提纲挈领，不妨视为成本与收益问题。作弊“收益”自不待言，高考分数提高一分就可以“干掉”多少考生，去年盘锦市一考生通过作弊，高考成绩比模拟考试足足高出120分，“收益”之大可想而知。“成本”呢？万一被发现，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对考试时作弊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暂停3年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的资格。取消3年考试资格，这点“成本”难言威慑力。在我国古代，对科举考试作弊惩处包括枷号、斥革、刑责，甚至“发烟瘴之地面充军”。在今天，许多国家也都把考试作弊视作犯罪行为。譬如美国，考生在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学习能力测试(SAT)中作弊或替考被视为图谋欺诈罪。仅此一项，就可能面临最高5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的处罚。鉴古观今，我们尚欠一部规范各类考试的《考试法》。

 

　　如果说，大刑伺候是“高压线”，巨额罚款是“软刀子”，信用污点则是“细鞭子”。个人信用被视为人在经济社会中生存的“通行证”，良好的信用记录将助个人发展一臂之力，信用污点则令其处处受阻。随着国家信用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不妨考虑将考试作弊纳入个人信用体系之中。一些地方已经这么做，如山东省就将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纳入个人社会信用记录，考试违纪违规人员在办理银行贷款等事项时将被重点审查监控。但是，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是一个全局性的概念，个别地方这么做，实操意义仍嫌不足。

 

　　对高考作弊“零容忍”，不仅体现在考场的高科技防弊技术，更体现在严厉的事后追责，只有在法治框图内，大大提高作弊成本，才能有效抑制作弊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