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在上海，除如北京施行热点学校牵头的集团化办学外，为防止对“学区房”的炒作，上海静安区还已开始实验“一个门牌号、一个居住户，五年内只接收一名学生”进入小学的作法。此一作法，还已被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鼓励各区县加以参照，以遏制有人买房入学后随即转手卖房的炒作投机行为。但虽然同一住户内每年皆有新生入学，对一般家庭而言并不符合常理，“五年内只接收一名学生”的门槛对多数家庭或不构成影响；但如果存在计划外生育、或开放“单独二胎”后，夫妻于五年之内连续生育等情况，则此一措施能否对特定家庭予以变通、特案处理，仍待观察。

　　而在广东，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江东则在今年的广州市两会上透露，广州市规划的每个学区内，都将拥有五到六所水平相当的初中。至于“谁先选，谁后选”，则就要看积分而定。评定积分的指标则包括学生在该学区内居住的时间长短、户口迁入的先后顺序、或房产是属于孩子父母名下，还是祖父母名下等。

　　而在深圳，根据深圳市教育局于2015年初发布的《关于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指导意见》中则提出，要从今年起积极探索“大学区招生制度”。而市内的各区则可依据“相对就近、教育均衡程度相当、学校相对集中、九年一贯对口”等要求，以社区、街道等为片区，设置所谓的“大学区”。家长则可自愿在学区内，为子女报读两到三所学校，再按志愿次序和积分高低依次录取。

　　至于积分评比的项目，则包括学位申请人家庭的户籍类型、住房性质、入户时间、居住年限、缴纳社保年限或纳税年限、计划生育情况等。最后则要作到积分项目及标准公开、积分结果公开、学位安排公开，以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

　　然而，探索所谓的“大学区”制度和学区的内资源整合，或许可以缓解市域之内不同学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但依据家庭积分情况来评定报读学校录取顺序的方针，却又难免造成同一学区之内，出身于不同处境家庭的不同学生，在入学时遭逢实质机会的不平等。

　　效率难题

　　针对教育部订出将大城市内小学“划片就近入学”比率拉高到100%的目标，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却担忧，如果没有先达到使片区内“每间学校都一样好”的前提，那么要求100%的就近入学，反而会造成另一种不公。

　　贺优琳解释，如果一个地段或片区里，就是没有足够好的学校，但“孩子很优秀，家长心里也不服气”，那么只能无奈地将孩子送去高端的民办学校。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贺优琳就曾表示，当“每间学校都办得一样好”、“每个学校都有好老师”等条件尚不具备时，就让所有人都必须就近入学，这相当于是一种“懒政”。他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还说，“如果真的做到了，家长就不会舍近求远、不惜代价、省吃俭用、勒紧裤带把孩子送到另外一个好学校去”。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强则担忧，即使实现了所有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也未必能达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预期效果。因为，以城市地理空间作为基本划分逻辑的学区制和“划片就近入学”方案，很有可能因市内各区的条件不同，而衍生出“学校生源阶层单一固化”、“加剧社会阶层分化”，不利于社会融合，等不少国家均曾经出现的弊病。

　　学区治理仍待完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要落实好“划片就近入学”的政策，还需要完善学区的治理和学位的公平分配。

　　熊丙奇建议，应在各个学区内组成由教育部门官员、人大代表、各校领导、教师和家长代表、社会公正人士组成的“学区教育委员会”，使学区制的意义不只是划片入学的分界线，还能由各个学区自行承担起监督招生方案实施、确保过程透明公平、监督政府拨款等职能，并推动将学区内各校的资源分配逻辑，从常见的“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的模式，如此才能使“择校情结”获得真正的缓解。

　　就近入学，是国家写入《义务教育法》的重要承诺。在《义务教育法》的第十二条明文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但是从建国以来，除了在“文革”期间，关于设立重点学校的思路遭到批判之外；在其他大多数时期里，在全国、省、市、县各级兴办层层迭架的重点学校，“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 ，既注意普及 ，又注意提高”，都已成为政府在办学资源有限、人才需求急迫的背景下，教育部门长期配置资源的一种惯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现实中各地义务教育体系的重点和非重点学校之分野，仍实质存在的情况下，要说服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完全放下择校冲动、接受“就近入学”的方针，并非一蹴可就。

　　当局除了须确保在同一学区内，学生入读不同学校的电脑派位、积分评比或其他分配机制能使人信服外；更关键的则是将推动“划片就近入学”的核心初衷，从“便于政府办学”转移到“便于学生就学”的思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