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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就努力做到最优秀

　　记者：彼得·格拉克曼阁下，您好!作为新西兰总理首席科技顾问，从教育角度看，您认为新西兰是如何做到科技研究实力稳居世界前列的？

　　彼得·格拉克曼：新西兰是一个人口和地域规模上的“小国”，这意味着我们在配置科研专项经费方面必须具有战略性眼光，而且必须小心谨慎。新西兰无法像中国一样，在很多领域都做出成绩，故而我们谨慎挑选，并从战略角度出发将某些领域做成世界级。例如，在农业、医药和纳米等方面，我们都达到了世界一流。因此，虽然我们的总体优势不多，但只要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就努力做到最优秀。

　　记者：在您看来，新西兰科技人才培养何以取得巨大成功？

　　彼得·格拉克曼：这个问题非常好。

　　首先，新西兰非常重视中小学教育质量，并且始终努力保持其质量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新西兰历届政府都给予中小学大量投入。新西兰儿童拥有良好的技能，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并且被鼓励进行独立思考能力训练。至于大学方面，尽管我们少有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世界闻名高校，但新西兰8所大学都很优秀，尤其是一些学科在世界上始终保持一流水平。

　　其次，新西兰是一个“小国”，而且距离其他国家遥远，故而科学家始终注重国际合作。传统合作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其他国家等，但我们近期将重点转向亚洲，与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进行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始终专注于与优秀机构和大学保持高标准的科研联系。新西兰科研成果中，有40%是国际合作完成的。

　　再其次，心理因素。因为距离其他国家遥远，而且出于科学家的自尊心，新西兰科学家希望通过努力使自己所在的国家获得世界的关注。特别是，他们希望借助优秀的科研工作以及独辟蹊径的思考方式，让世界认可新西兰。当然，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新西兰具有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

　　最后，新西兰大学经费的分配方式，参考于每隔几年对学者科研表现进行评估的结果。借助评估，能够看到学者在科研上的表现，并且给他们做出“ABC”三级评级。通过这种方式，驱动学者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给中小学更好的资源，让儿童更好地保持对科学的兴趣

　　记者：目前，有一种趋势，很多青少年不愿意学习科学，认为其比较难，而且将来很难做出成果。在您看来，新西兰是如何吸引青少年学习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

　　彼得·格拉克曼：这种趋势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实际上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担心学习科学的学生越来越少。要强调的是，儿童对科学和世界充满了好奇，但是他们的小学教师并没有受过优质的科学培训，而且多数来自人文科学背景，因此当儿童提出科学方面的问题时，教师不能很好地作答。当儿童长到9至12岁时，由于没有从教师那里获得足够的智力支持，他们对科学的兴趣随之慢慢削减。在新西兰，我们做了一份研究报告，并即将发布。报告主要是给中小学更好的资源，让儿童更好地保持对科学的兴趣。

　　等儿童到了中学阶段，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证传授给他们的科学内容与时俱进并生动活泼；二是如何要求科学教师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目前，在中学里教科学的教师，很可能是20年前在大学学过科学。如果他们未能与时俱进，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职业发展，同时也没有信心教授学生新的知识。因此，新西兰正在寻求一种方式，让教师与现在的科学走得更近一些。

　　当然，家长会影响孩子的选择。新西兰学生在 12至15岁之间会选择自己的兴趣方向，我们要求家长参与，让孩子认识到科学研究非常有意思，能够带来收入，并能够为世界做出贡献。在2013年，我主持的一个委员会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策划如何让家长和社区更了解科学学科和工程学科的重要性和相关性。

　　此外，毫不谦虚地说，新西兰正在用世界上最严肃的态度，并用最有进取心的方式对中小学教育体系进行创新。到2015年或者2016年，新西兰所有学校都将安装超高速宽带，并将会对科学教育进行完全改革。新西兰教育部正在进行一个全面调查，内容涉及对出生在数码时代的孩子，学校需要做出哪些发展和改变，尤其是父母如何更多地参与。

　　最后，新西兰政府认识到教育学和教育科学非常重要。这需要我们了解更好的教育方式，开发出更好的教育大纲和项目，并带来更好的成果。为此，政府将指派一位教育科学顾问，以优化新西兰在科学方面的教育及其他学科的教育。

　　大学排名多高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的导师和团队

　　记者：您的科技研究经历，令人甚为震惊。您认为如果青年学生将来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现在最需要做什么？

　　彼得·格拉克曼：简单的回答是非常努力地学习，而深入的回答是选择正确的导师。在求学时，我确保自己所在的实验室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且我的导师具有国际人脉关系，并愿意将这些关系介绍给我。回顾我的职业生涯，能够发现我的大多数研究都在新西兰进行，但这并没有耽误我做到了世界一流。原因就在于我的导师不只在新西兰有资源，其在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都能为我提供发展机会。因此，你学习和研究的实验室是在伦敦、在纽约，还是在波士顿，其规模有多大，这并不重要，而且你所就读的大学排名有多高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选择的导师和团队。

　　另外，科学研究是一个变化迅猛的领域。事实上，你在30岁所做的研究和在40岁和50岁所做的研究，都是不同的，因为环境已经变化了。因此，对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来说，既要看到近日的科研需求，又要看到未来科研变化的方式。做科学研究必须预见到这种变化，并愿意与时俱进，在现有状态下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式和技巧，并善于质疑。如果一个研究者故步自封，他的研究方式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也就很难为科学界做出重要贡献。

　　记者：新西兰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值得称赞，而创新能力培养是中国教育一直在反思和努力的方向。新西兰高校是如何培养创新能力的？

　　彼得·格拉克曼：这个问题很难作答，因为每个国家文化不同。为了创新，新西兰鼓励横向思考和水平思考，即鼓励学生更多地使用自己的大脑，而不是让所有学生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当然，这也是教育的一个巨大挑战，因为我们既要保持学生群体能够学到一样的知识，又要保证个体学生发挥出其潜力。而且，创新意味着承担风险，而不同社会对风险体现不同，承受力也不同。曾经，新西兰也是一个低风险国家，但我们强调，尝试并失败，并不意味着自己是败者。很多时候，对失败的恐惧，才是阻止自己前进的最大障碍。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进行该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到最终结果，但我们鼓励学生学习竞争性的企业精神，并参加各种竞赛。这并不限于中小学，因为在大学尤其如此。效果很明显，10到15年前很难看到像现在这样更希望独立的新西兰年轻人。而且，在很多竞赛中，中国留学生获得了优异成绩。

　　解决儿童肥胖问题，需要对总人口进行营养学教育

　　记者：您曾经当过两年儿童医生，而最近您又被世界卫生组织任命为儿童肥胖研究委员会联合主席。在您看来，当前世界儿童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罪魁祸首是什么？

　　彼得·格拉克曼：目前，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肥胖儿童，因此儿童肥胖不仅是西方问题，也是全球问题。肥胖儿童会遇到很多问题，因为他们会遇到歧视甚至污名化的情况，而且会有患上糖尿病、哮喘等疾病的危险。研究还发现，肥胖或者正在长胖的孩子在学校的成绩相对较差。为此，从国家角度看，不仅要解决儿童肥胖问题，而且要找到儿童肥胖背后的原因，并考虑到儿童肥胖对儿童和社会未来带来的影响。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造成肥胖的问题错综复杂，我们的世界正在变化，越来越城镇化，获取的食物与以前不同，养儿育女的方式也跟以前不同。而且，很多问题在孩子出生前就存在了。研究发现，如果母亲肥胖或者有糖尿病，出生的孩子也很可能产生肥胖问题。这在中国问题很大，因为调查显示，在北京有20%的孕妇怀孕期间患有糖尿病。我们委员会正在观察，希望能够将这个恶性循环打破。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不只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就能带来改变。

　　记者：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儿童肥胖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特别是教育能够做什么？

　　彼得·格拉克曼：需要对总人口进行营养学教育。儿童肥胖的恶性循环，很多时候是从父母这一代开始的，特别是怀孕之前就存在，因此需要为整体人口提供营养学教育。当然，这个工作意味着什么，需要怎么样进行，是我们委员会花很长时间去确定的事情。在委员会顾问专家组中，有来自北京和香港的专家，同时委员会中有一位委员来自香港，因此我们相信未来来自中国的观点会非常全面。

　　同时，补充一点，中国人和印度人由于基因原因，并不需要达到与欧洲人一样的体重，就能患上与西方人一样的疾病。研究发现，与西方人同样体重，中国人患上糖尿病的概率是欧洲人的两倍，而印度人是欧洲人的三倍。因此，对于中国人和印度人等，我们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而且，在一个社会有效的方法在另外一个社会不一定有效，因此不能将西方公式套用在其他国家当中。实践也证明，西方模式在其他国家并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