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窗十载，能在几十万考生中拔得头筹者自然绝非等闲之辈，除去临场发挥和其他主客观因素外，仅其刻苦精神和良好心理足以为其他考生的楷模，得此殊荣也算是对多年努力的一种褒奖，一种国家层面对其学业上的公开认可，就此一点，就值得肯定！

　　如果褒奖和肯定只是局限在学术道德范围之内，定位在学业态度和基本素质培养的榜样效应之中，相信没有人会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可问题的症结完全跳出了学业态度和基本素质范畴之外，沦落为赤裸裸的被市场绑架的“状元经济”和“状元消费”，君不见，几年前的湖北，某一届的高考状元集体出镜陷入所谓的智能保健裤代言门漩涡，君不见，重庆高考狂人陈非屡次退学转战当地高考考场而赚得盆满钵满的极端个案。这些或许离我们有些远，就在几天前的6月11日，状元尚未出炉，而我们这座古都南郊的一家美容医院居然打出了“免费为今年高考状元美容的大幅广告”，可以说是提前消费了状元一把。

　　我们必须承认，之所以出现全民消费状元的现象和扎根在我们每个人骨子中的“状元情结”脱不了干系。从唐人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科举中第后的狂喜忘形到《全宋词》中“雁塔题名惬意时”被众人捧月般的心理享受，从“披红戴花”，“游街炫官”的喧嚣招摇到“状元及第”，“独占鳌头”的目标设计，几千年的文化基因悄无声息的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之中。正是这种全民的超理性关注从而使得这种“状元情结”变成了“偶像膜拜”，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膜拜本身就是理性缺位的一种具体表现。

　　但令人尴尬的是，尽管国家教育部早在2004年就明文要求不得再炒作高考状元，但每年夏天，各地的状元秀一定会定期上演，被金钱裹挟的状元消费也随之而来，且愈演愈烈。

　　更令人不解的是，短暂的喧嚣之后，一届一届的状元彻底消失在人海之中，其专业动态及个人发展更是鲜为人知。有媒体报道，从恢复高考的1977年到2011年的34年中，全国2000多位省级高考状元无一成为所在领域之权威翘楚，大多寂寂无名，从事着非常普通的公共类工作。对于这样的结论让人沮丧，而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的微博披露“几乎所有的高考状元在业界几无建树，于社会预期相差太远”的消息则更令人震惊。

　　2009年，中国校友会网发布《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经过对1977-2008年全国各地区高考“状元”的求学和职业等状况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和罗厅长的发现高度一致。从近年来涌现的“杰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校友榜、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富豪企业家校友榜、长江学者等顶层人才榜”上，也都未发现高考“状元”的身影。

　　公众由此疑惑，“状元”职场表现同社会预期相去甚远，是“状元”自身的问题，还是社会对“状元”的期待有问题？

　　在我看来，期待是一个一点都不靠谱的概念，特别在社会公众对状元群体的集体价值欲求方面，有着强烈的一厢情愿式意念绑架的意味。成了状元，是不是一定要成为行业领袖或业界大佬？是不是必须蟾宫折桂名垂青史？当然，从回馈社会的角度看，能有这样的作为固然欣慰，但谁能说一个家庭幸福，身体健康，自食其力的高考状元就不成功呢？

　　仔细想想，公众对状元的超强期待本身还是一个文化认知的问题，其核心则是职业均势和状元效应落差的严重不对等，你是状元，你就得成功，这样的道理显然是行不通的。几年前，因当年的陕西长安区高考状元，北大学子卢步轩操起杀猪刀摆摊卖肉而引发公众对人才浪费展开讨论时，时任北大校长周其风曾公开表态，北大毕业生为什么不能摆摊卖肉？

　　由此可见，还是公众对状元的期待出了问题！同样出问题的不仅是公众对状元们的心理期待，以“精英教育”为出发点的教育本身就偏离了其培养合格公民的基本初衷，已经蜕变为以利益为驱动，以极少数群体为目标支点的个人小灶几乎成为高考前的常规配置，这样突击造神式的状元生产不仅成为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绩，同时也毫无疑问的成了所在教育单位下一年度吸引优质生源的砝码和炫耀资本。没有人去想过这些状元们未来的学业之路和职业前景，更没有人设身处地的思考过他们的专业素养及心理负荷能否和职场的现实相匹配？面对业界风云，面对职场变幻，那些曾经的状元们想不困惑都难！

　　当以育人为最终目标的公民教育变成了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精英打造，当全民瞩目的光环之后留给她们的是个体的种种不适和落寂，那一定是教育方向出了问题。

　　对于公众的期待，我们有不可推卸的引导之责。对于教育的变异，我们当亮出自己的观点！

　　因此，我们以时段为框架，以人物为轴线，将陕西三十余年来的高考状元一一记录在案，记录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时代，甚至记录他们的高考，全方位展现这个群体退去光环后或平凡或琐碎的工作和生活，以表达我们的关注，以矫正我们偏轨的期待，更能希望给教育者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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