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终于达到了GDP的4%。在欣喜之余，业内都明白，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这样的投入比例是远远不够的。曾有数据显示，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美国的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保持在7%左右，德国计划2015年将比例提升到10%；日本早在1998年已达到6%，印度1998年还处于3.8%，2005年已达到5%，连菲律宾也达到了4.2%。

　　与政府投入不足同样尴尬的，是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在教育这个领域，仿佛有道天然藩篱，阻碍着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中国教育实在迫切需要海纳百川的气度，将资本请进来。

　　中国加入WTO12年来，外资像潮水一样涌入，世界500强在中国遍地开花，“Made in China”的标识在世界各国随处可见。教育也在“入世”的春风中焕发了生机，欲与国际接轨，但又像裹了小脚，步子总迈不大。

　　2008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件》开始施行。政府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鼓励在部分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但义务教育和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教育除外——也算是为教育对外开放打开了一扇窗。然而在具体操作上，外资准入有限，条件严苛，程序繁琐。如今在中国开展起合作关系的国外教育机构屈指可数，大部分还处于草创或刚刚起步阶段。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市场，但目前市场为教育融资的能力受到了限制。譬如，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从来不在同一起跑线，而且起点相差甚远，“身份”不同，地位迥异，难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以学前教育为例， 2012年广州市教育局拨给学前教育的费用预算是3.05亿元，而占全市幼儿园七成的民办幼儿园只有1亿元的财政拨款，市内8所机关幼儿园则另外获得了8349.82万元的财政预算资金。另有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上半年，民办幼儿园无论在幼儿园园数上还是在教职工人数上均已经超过公办幼儿园，已成为我国学前教育的主力。

　　办教育的目的最纯洁的，应该是政府。政府有维护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义务，尤其是保障贫困家庭、特殊人群、不发达地区适龄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普及，有益于全民素质的提高，可以降低犯罪率，减少贫困，是增强社会文化的象征。所以，政府办教育应是公益性质。而公共教育是政府履行义务的形式，政府将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公办教育，就应该是普惠的、公益的、面向全民的，尤其是为最底层最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基本的教育保障。而民办教育则应更多地满足一部分对教育软硬件有更高要求的人群的需求，以灵活的办学思路、与国际接轨的办学特色，以生为本的优质教育服务意识，成为教育的另一道风景。

　　民办教育能纾解公共教育的压力，加速教育的发展，增强教育领域的活力和竞争力，为学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但民办教育的办学身份一直尴尬，又因公办学校争利，发展空间大大受限。

　　其中最严重的是本末倒置：越来越多的公办幼儿园、学校享受政策利好，办成了高端园和实际的重点校，环境一流，师资雄厚，却只吸收优质生源，挑肥拣瘦，而要求民办教育尽普惠性的“义务”。公办与民办职能的倒挂，严重打击和阻碍了民间资本投身教育的积极性。公办和民办教育若能分工明确，各安其命、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是有益于教育发展的。

　　资本是活水，能给中国教育带来新鲜力量。教育要发展，需要放开民间办学，市场能解决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尊重公平，提倡多样化，才能激发更大的办学活力。鼓励、支持外资和民资投身教育，不应只是纸上谈兵，而须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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